作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且著作等身，胡適應該是勤奮且嚴謹?shù)娜?。近日讀到他為一個名叫李超的普普通通女子做的傳記，這個觀念有了不小的改變。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我替這一個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的一篇長篇”。在這六七千字的“長篇”里，竟然大篇幅一字不改地引用李超生前與親友往來信稿達18段。從篇幅來看，這18段文字，成了這篇傳記的主體。當然，或許胡適的本意只想通過與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真切社會交往的人的短暫一生，把一個黑暗的、腐朽的、不平等的社會盡可能真實地且近距離地展現(xiàn)給世人，供大家指摘、批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適還真不愧為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傳記中描述，李超是廣西梧州金紫莊人，家產(chǎn)原本算得上豐厚,年幼時，父母過世，便家道中落 。其胞叔在全州做官時，李超也跟著在衙門里受一點國文教育。民國初年，她進梧州女子師范學校、女子國文專修館讀書，后又到廣州女子師范、結方學堂、圣神學堂，后又回到廣州結方學堂，最后進廣州公益女子師范讀書。雖已輾轉多地，但她仍覺得廣州的女子學堂不能滿意，好不容易籌得旅費，啟程來到北京，進了國立高等女子師范學校，初做旁聽生，后改正科生。然天不永其年，第二年因肺病住進首善醫(yī)院調養(yǎng)，后又轉院病死在法國醫(yī)院。年僅二十三四歲。

李超的生平，平凡而短暫。五四運動前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因學術與社會活動，胡適十分忙碌，但仍不惜屈尊，忙里偷閑，為一個弱小女子作傳，自然有其用意，正如在傳記所說，“我為什么要用這么多的功夫作他的傳呢？因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shù)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作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國女子的問題的起點，可以算作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我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這些問題?！睆拇硕?，胡適真不愧為一個有良知、有使命、有擔當?shù)膶W者，在傳記的最后羅列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

其一是家長族長的專制?！盃栁迨鍨樽逯兄钭痖L者，二伯娘為族中婦人之最尊長者。若不稟報而行，恐于理不合?！?/span>

其二是女子教育問題?！皟z等祖先為鄉(xiāng)下人，所有遠近鄉(xiāng)鄰女子，并未曾有人開遠游求學之先河，今爾若孑身先行，事屬罕見創(chuàng)舉，鄉(xiāng)黨之人必多指摘非議。舉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為女子讀書稍明數(shù)字便得。”

其三是女子承襲財產(chǎn)的權利。

其四是有女不為有后的問題。《李超傳》的根本問題就是女子不能算為后嗣的大問題，古人為大宗立后，乃是宗法社會的制度，后來不但大宗，凡是男子無子，無論有無女兒，都還要承繼別人的兒子以為后，即如李超的父母，有了李超這樣一個好女兒，依舊不能算是有后，必須承繼一個”全無心肝“的侄兒為后。

從時間推斷，李超出生在清末，成長在民初，幼失雙親，跟隨父親的小妾長大，因父母無子又受“有女不為有后”的思想影響，便承繼了胞叔的兒子，在此背景之下，不妨通過一介弱女子在民國初年之求學境遇，來體察彼時入學政策與學籍管理，李超求學時的家庭及社會環(huán)境：一是李超家境并不富有；二是女子社會地位較低，女子不得繼承財產(chǎn)，女子不得繼承宗嗣，女子不得讀書；三是時代的更替，時局動蕩，教育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很多的地方，教育運作要依靠對妓女征收的捐稅。以廣東為例，民國時期，曾制訂《廣東省各縣市筵席捐章程》，規(guī)定將所征收花捐用以興辦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能有今天的發(fā)展，妓女功不可沒。在教育經(jīng)費如此缺乏保障的情形之下，李超從十五六歲開始，到民國8年離世，短短幾年間，尚且能先后在梧州女子師范學校、女子國文專修館、廣州公立女子師范、結方學堂、教會的圣神學堂、結方學堂、公益女子師范，北京國立高等女子師范等8間學校迂回輾轉以實現(xiàn)一個弱女子的夙愿，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一是學校不設門檻，全憑志愿與喜好。無論是梧州、廣州，還是北京，學校間的進出、往返，進退自如，特別是兩進兩出結方學堂，更是例證，真正貫徹了2500多年以前孔子有教無類的辦學思想。

二是求學成本較低。李超決意到廣州求學時，曾從梧州寄信給他的繼兄?！坝嬅米暂z學以來，忽又半載，家居清閑，未嘗不欲奮志自修，乃天性不敏，遇有義理稍深者，既不能自解，又無從質問。蓋學無師承，終難求益也，同學等極贊廣州公立女子第一師范，規(guī)則甚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學費，如在校寄宿者，每月只繳膳費5元?！痹撔藕胁粌H側面印證個人求學志愿在學校招生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校學習費用較低，5元的資費在當時處于什么狀態(tài)，已難確切比較，但僅繳膳食一說，就足以讓當今世人驚羨。

拋開家庭供給能力不說，李超能夠自由求學在民國時期應該是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共和國的締造者，偉大領袖毛主席在17歲時，就憑對于新學的向往，毅然離開那個封閉的村落，前往東山學堂，臨行前曾改詩贈父，“孩兒立志出鄉(xiāng)關，學不成名誓不還，管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何處不青山?！碑敐M懷欣喜來到學校時，他才發(fā)現(xiàn)這里教的是新學，自己上的私塾，很多的課程都沒學過，好在學校開放與包容，讓他一個1米7多的鄉(xiāng)下牙仔與一群七八歲小孩一起，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起。如果李元甫校長沒有為國家育才的善意，這個石三牙仔恐怕只能做一個普通的米店學徒，日后最多如他父親，成為精于算計的掌柜，哪里會有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毛澤東？1955年在與東山學校同學譚世瑛的談話中，毛澤東再次說起了東山學校在他成長中的重要性，“我進不了東山學校 也到不了長沙城 只怕出不了韶山村呢?！?

我出生的湖南武岡東部一個名叫新鋪街的小村落，成長在國家改革開放時期，幼時求學，有點類似李超，因啟蒙較早，初一時剛剛十歲，因故多次中途休學，短暫轉學秦橋三中，在法新中學讀書達五年之久，其時的轉學、停課、休學與復學，如家常便飯，在讀初三第一期時，因家庭緣故退學，其時校長伍應尚親自寫信給我的父母，力勸我返校，言辭真誠懇切，并允諾如有困難，可緩交可減免住?；锸迟M，那種如父母般的關懷常常溫暖在心，時至今日，我對那種不設門檻，不遺余力讓每位學子成長、成才的教育狀態(tài)心存感恩。

無論民國之初的李超還是毛澤東， 尚能自由求學，學校因才施教，反觀當今的教育保障，雖說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教育條件有了根本性改善，但有的地方以教育資源緊缺為由，大搞地方保護主義，人為設置各種招生關卡，將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權利強行與家庭戶籍、房產(chǎn)面積、父母社保相關聯(lián)，編織得密密麻麻的入校政策淪落為某些人權力變現(xiàn)的工具，成為弱勢群體的羈絆，在這種情形之下，更別想如李超一樣從梧州到廣州，從廣州到北京，就算在同一個鄉(xiāng)鎮(zhèn)內的甲校到乙校，一個縣區(qū)內的甲鎮(zhèn)到乙鎮(zhèn)，都有邁不過去的坎，學生自主地選擇學校，竟然成了許多人的夢想，兩相比較，不得不讓人羨慕李超時代學校對于學子的寬容。況且，在教育資源配置不足不均的情況下，一些地方任由資本向教育滲透，各種私立學校林立，教育成了一些人謀利的工具，據(jù)2022年我國民辦教育統(tǒng)計，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7.83萬所，占全國學?？倲?shù)的比例為34.37%；在校生5282.72萬人，占全國在校生總數(shù)的比例為18.05%。其中，民辦幼兒園16.05萬所，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1.05萬所，民辦普通高中4300所，民辦中等職業(yè)學校2073所（不含技工學校數(shù)據(jù)）,民辦教育的發(fā)展事實上把應該由國家承擔的成本轉嫁給千百萬的家庭。在這樣一種體制之下，想要每月“只繳膳費”，那將是學子難以實現(xiàn)夢想。

教育是偉大的善行，承擔為社會育人，為國家育才的重任，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容不得私心的干預，教育管理者應從人文關懷出發(fā)，把有利孩子成長成才作為一切教育制度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充分釋放教育者的善意，放開沒有必要的審批，盡可能多地取消那些沒有必要的入校門檻，真正實行學校自主招生，所有的孩子自由選擇心儀的校園，這才是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一些地方縱容以資本投入的形式保障教育，無異于飲鴆止渴，為社會樹立了一個很不好的示范。各級政府應當全面落實憲法賦予的責任，均衡教育資源，在教育保障上少搞新花樣， 把財力足額投入作為硬條件，切實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公平教育的權利，并引領社會，重文興教，以防不良資本逐利于校園。

2023年5月6日于三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