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媒體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詞。這是因為中國媒體實際上是雙軌制，一軌是吃財政飯的媒體，另一軌就是市場化媒體。
　　市場化媒體當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步，市場化媒體主要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當時能夠允許市場化媒體存在，主要是一個經濟上的考慮，說白了是卸財政包袱。黨報不能不保，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它要滋潤一點，就必須把子報子刊趕到市場上賺錢。賺了錢之后，一方面，它可以給主報上繳很多利潤，把主報原本清苦的日子變得滋潤；另一方面，國家財政也會——如果子報子刊在市場上做得很火的話，它就是一個上繳稅款很高的企業(yè)——那么國家財政收入也會有很大的“利”在里面。當初這個算盤還是打得非常好的，你關門我沒啥損失，你賺了錢，我的財政收入更高，經濟上穩(wěn)賺不賠。否則的話它不可能給你一條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場化媒體也就無從談起了。
　　剛開始，算的賬就是經濟賬，沒有算新聞賬、政治賬。從經濟角度它是賺的，從新聞的、政治的角度，從歷史的長河看它也是賺的，因為市場化媒體對執(zhí)政黨、對政府轉型是非常有幫助的。但從短期看，絕對會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場化媒體進程一打開，潘多拉的盒子就打開了。從潘多拉盒子緩緩冒出來兩個精靈，一個是新聞自由的精靈，一個是公民社會不斷壯大的精靈。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場化媒體，起初都是邊緣化的，都是報攤上才能看得到的，用當時的詞匯概括都是一些小報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場結合，小報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變”，現在每個主流的市場化媒體都長得楚楚動人、珠圓玉潤了。這是它沒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沒想到，就是市場化媒體竟然帶動了整個社會運動，帶動了公民社會的快速推進。
　　
　　市場化媒體的特殊功能
　　市場化媒體的時代背景，除了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轉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轉型，是社會政治層面的轉型，即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這個更重要的轉型需要復雜的社會歷史條件，而這個復雜的社會歷史條件，我們當下其實并不怎么具備，或者說，并沒有為這種轉型準備好。
　　是哪一點沒有準備好呢？主要是在社會自身的組織這點上，我們完全沒有準備。過度管制公民的集體行動，過度管制民間社團，民間因此很難自我組織、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向公民社會的轉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緩，另一方面就是條件不具備。在這種中國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場化媒體就具有一個無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當程度上替代民間力量的功能，民間力量自我發(fā)現、自我組織、自我訓練的功能。所有這些本來屬于其它社會組織的重任，結果都轉移到市場化媒體的身上。這是中國市場化媒體在轉型期間所肩負的歷史重任，與別的轉型國家的媒體的一個根本區(qū)別。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不只是一個媒體，不只是一個輿論機關，而同時肩負著溝通社會、組織社會的重任。
　　但我們的媒體遠不如發(fā)達國家的媒體成熟和強大，承擔這樣的重任是典型的小馬拉大車，市場化媒體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軀，拉動著中國的社會運動，拉動著中國邁向公民社會。
　　這就是中國市場化媒體的特殊作用。這個特殊作用圍繞三點展開。
　　第一點是對公共事件的推動。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發(fā)展，具有鮮明的兩面性。一個方面是市場體制逐步得到確立，雖然這種確立是有限度的，但無論如何，總比原來一點市場經濟都沒有要好。另一個方面，就是我們雖然市場經濟快速確立，經濟高速增長，但這種高速增長也制造出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所以市場化推進的過程也是社會矛盾和沖突彼此起伏的過程。用權威術語來講就是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fā)期，而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fā)期同時也是公共事件的高發(fā)期。改革開放30年以來，從來沒有哪個時候，公共事件像90年代中期以來那樣頻繁爆發(fā)。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fā)，跟市場化媒體的快速增長幾乎是完全同步的，這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fā)，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市場化媒體發(fā)展壯大的一個必要的社會條件。
　　也因為如此，中國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新聞富礦。如果你是中國媒體人，只要你有足夠的準備，你這輩子肯定有機會挖到富礦。
　　中國的新聞富礦成就了市場化媒體，而市場化媒體推動了許許多多的公共事件。媒體跟公共事件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事件發(fā)生，如果沒有媒體參與，就不可能把它帶入公眾視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聯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發(fā)掘出來，也就不可能成為公共事件。
　　媒體的社會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過追問悲劇來避免悲劇。沒有媒體的介入，每個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給屏蔽開來，每個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頭，看不見外面任何東西，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縣、隔壁的省在發(fā)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某個悲劇跟其他人的悲劇是同樣的，你沒有去比較沒有去聯系。信息屏蔽的罪過就在這。任何一個悲劇、任何一個災難，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沒有被發(fā)掘出來，那么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案例，它的教訓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這樣的悲劇就還要反復發(fā)生。這就需要媒體，需要媒體盡可能把每個悲劇、每個災難都從信息的黑洞里發(fā)掘出來，帶到公眾面前，帶到輿論的陽光下，讓大家來思考，讓大家來辯論，讓大家來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聯系。 很多老板跟筆者講，他們現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體力量強大他就去哪做，因為如果媒體力量強大，那個地方的社會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個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規(guī)范一些，那個地方的營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體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蠻越不規(guī)范，營商成本就越高，他們就越不敢去。這就是媒體對社會的作用。通過追問，追問公共事件的真相，追問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聯系，來變革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府，然后杜絕類似的悲劇，不讓它重復發(fā)生，這是媒體對于公民社會的第一個推動作用。
　　
　　公共辯論提升民族智力
　　媒體把公共事件帶到公眾視野干什么？讓公眾來討論。這就是說，媒體能帶動公共討論、公共辯論。這就是市場化媒體的第二個推動作用。
　　如果說媒體對公共事件的第一個推動，主要由調查報告來完成，第二個作用就主要由評論來完成。中國的媒體評論原來好像還構不成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品種，尤其對市場化媒體而言，原來市場化媒體似乎都是擺在報攤上，說的都是一些市井新聞。后來有不止一家報紙扭轉了都市報的這種傳統。
　　這種以整版評論文章的模式在中國的都市報當中，得到了快速復制，內地但凡有點影響的都市報，他們評論版的操作基本上都差不多。評論在市場化媒體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個巨大的作用，它們本質上都是公共辯論、公共討論，而這種公共辯論、公共討論恰恰是當下中國最緊缺的一個公共產品。
　　在別的國家比如美國、澳洲、英國，他們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有辯論的訓練，甚至一直到老。他們這種公共辯論主要由兩個方面來提供，一個是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辯論。另一個是社會提供的，我們知道主要是通過選舉提供的，所有選舉都以辯論為前提。而這種選舉，是他們的一個保留節(jié)目、一個娛樂化的節(jié)日，這個娛樂化的節(jié)日為最大多數的民眾所關注，美國的總統辯論，電視轉播的收視率那么高就是證明。那些總統，那些市長、州長、議員，他們的政治生活都必須以辯論為前提。
　　但凡公共辯論沒有廣泛展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總體智力水準肯定是有限的。這個有限在我們中國表現非常明顯，表現在官方就是拍腦袋決策，不需要辯論。表現在民間，可以去看網絡上排山倒海的那種吵嚷。辯論的功能主要是訓練人的思維、人的智力，我們沒有辯論的訓練，總體智力水準能高到哪去？
　　全中國的公共辯論，只是隨著市場化媒體在中國的發(fā)展壯大，然后才展開的。接下來，筆者希望它能夠逐步擴展到課堂上，擴展到社會的每個角落，這是它的第二個作用。
　　
　　底線共識
　　通過推動公共事件，通過推動公共辯論，最終推動公共政策的改進。這是媒體第三個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民主、理性、科學的決策需要一個前提。為什么官員總是拍腦袋？他不能不拍腦袋，他不拍腦袋也沒辦法。因為不存在一個底線共識。
　　公共政策是什么東西？公共政策就是社會生活的一個標準。做企業(yè)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產力是標準，美國為什么能在高科技領域無敵于世界？因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標準，我們中國為什么只能處在全球產業(yè)鏈的低端，只能為別人打工？因為我們不掌握標準。在經濟領域是這樣，在社會政治領域也是這樣，誰掌握了標準，誰就立于不敗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會生活的一個標準，但這個標準的背后，需要一個更大的標準，也就是標準的標準，來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學、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這個標準的標準就是底線共識。公共辯論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辯論就為了達成一個底線共識。市場化媒體客觀上就起到這個作用，我們的公共政策乃至我們的法律法規(guī)，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場化媒體崛起之前，公共辯論全面展開之前，怎樣不合理的法律法規(guī)都沒有一起因為民意而改變，但有了市場化媒體之后，有了公共辯論之后，這個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孫志剛事件是一個最重要的起點，它的直接結果就是廢除《收容遣送條例》。然后是釘子戶事件，改變了整個《拆遷補償條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遷補償標準。
　　通過公共辯論改變規(guī)則，這是市場化媒體對于公共進程的第三個貢獻。中國社會原來沒什么公共空間可言，沒什么公共討論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來公共的？但市場經濟發(fā)展之后，市場化媒體崛起之后，公共空間從權力的縫隙當中鉆了出來，仿佛精靈從潘多拉的盒子里鉆出來一樣，越來越不可阻擋。
　　市場化媒體對公民社會的推動作用，主要是從以上三個方面展開的。市場經濟在中國落地生根，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到2007年，這10多年是市場化媒體高歌行進的10多年，也是中國公民社會快速成長、快速壯大的10多年。
　　
　　新國家主義？
　　筆者為什么要劃到2007年為止呢？因為進入2008年之后，形勢可能正在發(fā)生變化。2008年是市場化媒體比較困難的一年，這種比較困難的局面可能會常態(tài)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國家主義。這個新國家主義在經濟領域表現得最清楚，就是國進民退?，F在重要產業(yè)都是金字塔結構，金字塔頂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放開。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潤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潤越低。也就是說，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資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輔助性的東西我就不做了，沒有這個力量做，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這個東西我就讓給你們去做，讓你們來給我配套，你們做我的輔助力量，實際上是你們?yōu)槲掖蚬ぁ＿@就形成一個奇怪的體制，在全世界都沒有的。我們的市場化準確地說，只是下半身的市場化，上半身尤其頂端仍然是計劃體制。這種計劃體制能夠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縱全局。因為你在中端，因為你在低端，因為你仰仗我上端的戰(zhàn)略布局、上端的準入限制、上端的資源供給，那么我再怎么向你開放，孫猴子也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這本質上仍然是計劃為主市場為輔，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新的鳥籠主義。只不過鳥兒飛的空間比原來的空間大得多，但是空間再怎么大，仍然沒有回到天空中，仍然是籠中之鳥。
　　這是經濟上的新國家主義。這種經濟上的新國家主義必然要影響到媒體。因為媒體的例外可能對這個經濟金字塔形成沖擊，形成挑戰(zhàn)，形成制約，這是不可以的。所以從2008年開始，原來的市場化媒體，就一路遭遇嚴峻的挑戰(zhàn)。
　　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不是一種過渡狀態(tài)，好像已經固化，要成為一個獨立的、長期的歷史階段。因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頭集團從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們不可能讓這種社會結構改變，不可能讓這種社會結構被取代，他們要讓這個結構永遠維持下去。這個結構對他們多好啊，他們現在得到的利益，在計劃時代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也是無法想象的。而他們現在有力量保證這種社會結構不被取代，那么何樂而不為？為什么不讓它固化？
　　那么誰可能挑戰(zhàn)這種結構呢？當然首先是媒體，首先是市場化的媒體。原來社會沒有骨頭，所以站不起來；有了市場化媒體之后，雖然骨頭有限，但社會畢竟可以站起來一下，否則根本就站不起來。但如果只有媒體一根骨頭，所有肉的壓力都壓到這根骨頭上，當然就會不堪負荷，這種情況下長出其它骨頭已經是刻不容緩，靠市場化媒體單兵突進，已經很困難了，已經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