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澤：我是這樣當上宣傳部長的，任期內干了兩件事


        （本文作者《新京報》錢昊平 按：2008年奧運會期間，因采寫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選題，我去了一次朱厚澤家中，了解一些尚未公開的歷史，并聽其講述在意識形態(tài)分歧的年代，他是如何當上“夾心層”的中宣部長，在一年多的任期內又是如何屢職的。 以下為其口述實錄，用第一人稱。)

        1、 胡啟立親自找我談話 不當宣傳部長不行
我是1985年到中宣部的，之前經歷了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批《苦戀》批周揚等事件。
到了1985年，我感覺到三中全會以后比較活躍的政治氛圍受到了很大傷害，1985年，作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貴州省委一副秘書長調到中辦工作，給了寫信講了作協代表大會的事情，我知道中央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有很大的分歧。
但沒想到，不久我自己被架上了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者位置上。 
         有一天，省委突然接到中辦的通知，說胡啟立要到貴州，我很奇怪，因為之前我們都不知道胡啟立要到貴州，而西南幾個省份也都沒有胡啟立的行程安排。
        通知還要求我們簡化迎接程序，不要去機場迎接。
        我就在賓館等待，讓省委辦公廳一保衛(wèi)處長開輛面包車去機場將啟立接到了賓館。
        沒有寒暄幾句，胡啟立提出，中央讓我去當中宣部部長。
        這個決定對于我來說很突然，我說我不合適，中宣部長不能只光會寫文章，也要有些實際的經驗。 
        啟立問我覺得誰合適，我說仁仲夷，他說仁仲夷歲數太多，現在要考慮新老交接。
        我說年輕的也有，項南，啟立說了一句“他的思想很活躍”。當時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了北京后才知道，陳云對他不滿意。
        沒有商量余地，1985年7月，我到北京了當中宣部長了。

        2、 當中宣部長干了兩件事
        我去北京之前，女兒已提前去安排我住的地方，但我到北京后，接待的同志沒有讓我住家里，而是直接住進了賓館。
        當晚，就上胡耀邦的專列去北戴河開會，這是回北京后黨代會的準備會議。
        耀邦問我到中宣部后準備怎么開展工作，我說不知道。
        后來胡啟立讓我把中宣部的工作寫成匯報，但我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因為中央對意識形態(tài)還有分歧，我提出看法肯定是胎死腹中。
        這種思想下，1985年、1986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都沒有召開，只開了兩次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請錢學森、王蒙講課。
        總結一下，我當宣傳部長一年多的時間做了兩件事。
        一是圍繞精神文明決議，在起草過程中，把想法及時告訴了各省宣傳部。
        二是把意識形態(tài)方面各級意見反饋給中央。
        1987年，隨著胡耀邦的下臺，我的中宣部長職務被免，當時被免職的幾個大部部長還有中組部長尉健行、公安部長阮崇武。

        （那次在朱厚澤先生家中談話持續(xù)了四個小時，基本是他說我聽，偶爾發(fā)問。他還提到《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決議》起草過程中，中央高層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他說那次決議是個妥協、折中的結果，最后沒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
他還談到了“三寬”的提出過程，他去上海調研時，江澤民任市長，談了這些事。
“馬丁事件”也是他任宣傳部長時間發(fā)生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