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我永遠的夢

周宜樹

1953年9月，我考入洞庭中學開始了初中學習；1956年又考入母校高中部，在風景優(yōu)美的校園里度過了難忘的六年時光。

1953年，洞庭中學初中招生200人，分為4個班（初37-初40班），我被分在初39班。10月，洞庭中學更名為武岡第二中學，初39班改為武岡二中初9班。學校更名后，改建了校門，校門上的門牌由“洞庭中學”改成了“武岡二中”。

初中部設(shè)在校區(qū)的南邊。從校門進去，走過幾十米長的林蔭道，左拐便是初中部操場，林蔭道的左邊是“二鄧先生祠”。

那時，初中部校區(qū)基本保持了黃埔軍校二分校的原貌，中間是操場，北端是“應(yīng)欽樓”，應(yīng)欽樓坐北朝南，校辦公室就設(shè)在這里。操場南端有一排高大的樟樹，兩側(cè)的大路外排列著十幾棟平房。東邊大路經(jīng)過應(yīng)欽樓東側(cè)，往北有一條林蔭道，通往中山堂所在地的高中部校區(qū)。后來，在這條路的東面建成了運動場，西面仍然是學生勞動實踐的園地。

操場東邊的六棟平房用作教室。每棟平房安排兩個班，教室之間是班主任宿舍。平房是木結(jié)構(gòu)的，屋頂蓋有杉木樹皮，是四十年代作為黃埔軍校二分校的教室修建的。這排平房的東北角有一個四合院，是師生宿舍。初中部的這種布局，直到1959年我高中畢業(yè)時還是那樣。

中山堂的前面，是高中部的教室。教室是磚木結(jié)構(gòu)的平房，東西兩邊各有四棟。每棟平房二間教室，兩教室之間也是班主任宿舍。那時，和初中部一樣，高中教師也是住校的，班主任老師經(jīng)常和學生在一起。

1958年，高中部建起了一棟兩層教學樓，秋季開學時高三的四個班級（高14-高17班）搬進了這棟教學樓，我們高16班的教室是樓上西頭的那一間。1986年回母校時，我和同班同學楊運煌在教學樓前還拍攝了一張合影照片。

高中部的學生，主要來自武岡、新寧、洞口、城步等幾個縣。學生住大宿舍,幾十個人住在一間宿舍里,睡上下舗木板床，兩個人共一個舖位。每天吃兩餐，8人一桌，缽子飯。早自習由學生自己安排，在教室里，或是走廊上、中山堂前、八角亭旁，學生捧著書本，背誦語文，讀俄語（當時學校開設(shè)俄語課），校園內(nèi)響起朗朗的讀書聲。晚自習在教室里進行，卻是非常寂靜。那時沒有電燈，四張課桌拼在一起，放一盞煤油燈。每天傍晚，分組輪流值日，打掃教室衛(wèi)生，安好晚自習的課桌，擦拭好煤油燈罩。每天晚自習，班主任老師都要到教室巡視，或是在他的宿舍里，講解學生問到的難題，聽取班干部收集到的對任課老師的意見。

學校重視課堂教學。二中的教師大都學識豐富、有教學經(jīng)驗和好的教學方法。課堂教學生動活潑，老師把課講得明白、清晰，學生也聽得認真，有很好的教學效果。

不過，那時政治運動多，特別是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不少教師被蒙冤打成“右派分子”，但這些老師仍然認真地教學，從不懈怠。畢業(yè)50多年了，已記不得當年任課老師的姓名，但老師的形象和對我們的教導(dǎo)，卻是那樣清晰地記在腦海里。高中三年，我們班的班主任是湖南新化人，樸實得像一個老農(nóng)民。他對每個學生的性格、愛好、學習成績、學習潛力、思想動態(tài)都很了解。高考填報志愿前，他對每個學生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當年我填報工科院校的志愿就是他提出的。

除課堂教學外，學生自辦的壁報很有特色。在兩棟平房中間過道的兩邊墻上，都是各個年級自辦的壁報。結(jié)合各科教學進度，一般每周刊出一期。壁報的內(nèi)容豐富，有學習難點的解答，有學生寫的好文章、獨特的解題方法，也有重要的時事新聞。辦得有聲有色，讓人受益匪淺。

那時，學校鼓勵學生參與許多有益的課余活動。在初中學習《生物》課的那兩年，我參加過興趣小組，飼養(yǎng)兔子、栽西紅柿、種馬鈴薯。二中的體育運動是全縣有名的，每年在河道坪舉辦的運動會上，都會取得優(yōu)異的競賽成績。

學校每個學期都要組織學生參加生產(chǎn)勞動。讀初中時，每月一至二次星期天給附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送肥料、除雜草，干力所能及的農(nóng)活。上高中時，學生輪流到食堂幫廚。每月一次輪流到尖山或文坪等煤礦挑煤。此外，還參加過幾次大的勞動，時間更長，如修筑武荊公路、到灣頭橋公社支援“雙搶”（收早稻、插晚稻）、參加“栗山園”露天煤礦挖煤會戰(zhàn)、到米山鋪農(nóng)村搞“三面紅旗”宣傳。這些勞動與活動，少則十來天，多則一個月，全校師生都參加。我記憶最深的是挖煤會戰(zhàn)，也許是學?？吹轿覀€子小，但有一定的寫作基礎(chǔ)，于是派我到縣指揮部當通訊員。指揮部設(shè)在離工地2里多路的一座祠堂里。我負責刻鋼板，油印戰(zhàn)報，也寫過一些“豆腐塊”文章，傍晚再把戰(zhàn)報、文件送到各個工地上?，F(xiàn)在看來，當時的勞動時間是長了點，占用了不少學習時間。但是，對學生整體素質(zhì)來說，通過參加生產(chǎn)勞動，增長了實踐知識，培育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也是學校貫徹“教育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wù)，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jié)合”教育方針的必然之舉。

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幾十年來，母校為國家培養(yǎng)了數(shù)以萬計的高、初中畢業(yè)生與大專院校合格新生。從母校走出來的畢業(yè)生，就像校園里那些高大的樟樹一樣，根深葉茂。

1986年春節(jié)前夕，武岡因嚴重缺電而籌建《武岡火電廠》，縣政府邀請我回武岡，參加電廠選址及工程前期準備工作。恰遇楊運煌同學。那時他在長沙擔任一份雜志的主編。離別27年后，我們同回母校，拜訪了教導(dǎo)主任楊鉞老師。感到驚喜的是，一見面尚未作自我介紹，楊老師竟叫出了我倆的名字。

1988年的春天，我到北京出差，見到了高中同班同學肖體煥。他是武岡鄧家鋪人，195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后調(diào)入《人民日報》社工作，先后擔任《人民日報》經(jīng)濟部工業(yè)組組長、理論部經(jīng)濟組組長。他是《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先后發(fā)表各種新聞文章和理論文章及雜文、散文、報告文學、科技史話等400余篇，編輯發(fā)表了理論文章數(shù)百篇。多篇文章為新華社發(fā)通稿，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報刊、書籍轉(zhuǎn)載，有的被收入大學教科書。一些重要理論文章曾受到鄧小平、胡耀邦、陳云、楊尚昆、李瑞環(huán)、朱镕基等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的肯定和贊揚。那次老同學相見，我們談到最多的是在二中上學時的情景。他深情地說，是二中老師為我夯實了漢語基礎(chǔ)。

1997年8月，邵陽市編纂出版了《中國當代邵陽人物譜》（中國文史出版社），這是邵陽有史以來第一部專門的大型地方人物傳略。全書收錄了海內(nèi)外1200余名邵陽籍人物的傳略。我從書中作了一個不完全的統(tǒng)計，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后從洞庭中學、武岡二中畢業(yè)，包括武岡、新寧、洞口、城步、隆回籍的，就有64人入選“人物譜”，其中武岡籍的有42人，我也有幸入選。從這一方面來看，武岡二中為國家培養(yǎng)出不少人才，碩果累累。能進入這樣一所學校讀書學習，確實是人生難得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