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尷尬的生日

陳頂軍是我的戰(zhàn)友，新邵人，我們一同在云南哀牢山某部守過坑道，一同考上大學，并且就讀同一專業(yè)住在一個宿舍，大學畢業(yè)一同分配青海，近十年時間，我們形影相伴，可謂摯友。他思想睿智，但說話尖刻，不留情面，在學友之中，金句頻出，絕對的語言霸權。有人說手表慢了兩分鐘，陳便說“手表是壞的”，聽者無言以對。對于生日的理解，陳的說法就是“找個借口吃一頓”，我初聽覺得是，但后來覺得也不全是， 如同我的生日，就沒了吃一頓的激情，因為我的出生不能確定。

我的生日，一直是個謎團。我出生的時候，媽媽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可能繁雜的家務和繁重的農活，她沒能準確記住自己的苦難日。父親、母親和姐姐記住的分別是三個不同的日期，大家都有道理有依據。母親說是28日，父親說是26日，大姐說應該是27日，說與街上某某是同一天的生日。他們這種模棱兩可的生日表達，讓我在懂事后完全沒了過生日的激情和意義。那個平常的有秋雨的早晨，正如我普通而平凡的人生，平常得不會被其他人記住一樣。母親說我的生日是28日的早上，臨盆時，她要大姐去喊臨居歐奶奶來接生，具休時間不祥，只知道街上已有響動，有人出來勞作。那時的鄉(xiāng)下沒有手表、也沒有時鐘，把手表、單車、縫紉機納入女孩出嫁的三大件，已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鄉(xiāng)下定位時間只有依靠太陽照在墻上的刻度。我們家臨街的木貨柜傍有根菜碗粗的杉樹，是為防止木屋傾斜而支撐的----小時候，每當大人不在家時，我和二姐常常通過這根木樁爬進爬出。一家人起床與吃飯的時間，也是由太陽光線照在木樁的高度來決定。1999年由張藝謀執(zhí)導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有這樣的一個情節(jié)，水泉小學唯一的高老師因為家中有事，要暫時請假回家，村長不得不從隔壁的村子找來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魏敏芝來代課，高老師臨行前指著課室內木柱上的鐵釘向魏敏芝交待，“太陽照到這個釘時就上課。”這部電影熱播時，我正在廣州軍區(qū)駐花部隊服役，一些同事看后，覺得影片有些夸張，有丑化農村的嫌疑，他們其實不知，這種現(xiàn)象在中國農村太普遍了，可見大導演張藝謀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礎，準確地抓住了生活的細節(jié)，也讓現(xiàn)代人更加深刻理解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觀念。我出生的那天沒有太陽，自然不能準確判斷出生的時間。

聽我母親后來說，我出生的那天早上明明是下著雨，但她恍惚間做了一個夢，看到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正是這夢中的太陽，支撐她著熬過所有的苦難，也支撐著我走過所有的泥濘。                    

對于我的生日，我更相信我的父親，因為他是一名公社干部，有做記錄的職業(yè)習慣。他常年在外，這個日期應該是母親第一時間告訴他的，只是母親自己后來沒有記準確罷了。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正遠在武岡城郊的紅星大隊蹲點，按照當時的情況，我的父親是一兩個月才能回家一次，他知道我的出生應該是一個月以后的事情，并且記錄在他工作的日記本上，父親因病提前退休后，我偶然在他的工作記錄本上看到了我家所有人的出生信息。這也就是我后來在各種官方的個人信息登記時，記錄的出生日期是7月26日。

雖然各種檔案材料定格在26日，但我的內心依然留下認同的缺口，在走南闖北的漂泊中，全然沒有過生日的興趣，并且常常忘記，有時甚至還有自己的年齡----也包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