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腳下,院子背后,有遍茶園。園中一座小屋,屋里住一個孤獨的守茶葉的老人。雖然屬同一個院子,但我們自小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很少去過他的小屋。
過年的時候,家鄉(xiāng)的風俗,小孩子應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戶去拜年。一邊向著至今還弄不清楚的三伯五嬸六叔公口叫拜年拜年,一邊張開隨身準備的袋子,主人家就會往袋里放餅干。所以在我們小孩眼里,大年初一并不是拜年,其實是去討餅。并常常以口袋里餅干的多少來作炫耀,以致于在口袋里放過餅后,還有小孩會提醒:“還有我小妹妹”,他的小妹妹還不能走,他又抱不動,正呆在家里母親的懷中。主人家就一邊自責道:“噢,差點忘了。”一邊趕緊再去拿餅。小孩子的提醒亦大多來自大人的吩付。討回的餅干,是絕少自己吃的,因為那種餅干千篇一律方塊兒,干干的,很不好吃??诖b滿后,就趕緊往家跑,放在家里等著散發(fā)給前來拜年的別的小孩。但如果有小孩前去茶園中小屋拜年,老人散的“餅干”是絕不會再拿回家去的。
老人總是會給前來拜年的小孩一份特別的禮物。要幺是自制的小玩具,那種從山里摘來的形狀象砣螺的不知名的小果子,在上面插一根小棍兒,可以用手轉動小棍讓小果子飛舞起來,誰的果子轉得時間最長誰最厲害。要幺是很好吃的糖果,那種形狀象雞腿的紅色的糖果,我們都叫“雞腿糖”,可以含在嘴里甜甜的老半天。這在80年代初期的湘西農村,對小孩來說,已經算是夠奢侈的食品了。盡管老人的東西是如此的誘人,但并不是每個小孩都會去他的小屋的。在我的記憶中,每逢大年初一,總是下著很大的雪,人們出門拜年都是在厚厚的布鞋外面,套一雙釘鞋,但是這樣的穿著是不適宜走太遠的路的。老人的小屋離院子還有幾百米,有一條寬寬的土馬路通向小屋,在摘茶葉的季節(jié),會有一些裝茶葉的手扶拖拉機在這條路上來來去去,一到雨天,這條路最為泥濘且深深淺淺。穿釘鞋的小孩如果冒險過去,總是會把布鞋弄得里外濕透,光冷不說,不準回家還會遭大人打。但我們自有我們的高明,我們可以踩高蹺前去。從山里偷一根合式的杉樹,剝光皮曬干后,分成兩段,在離端點一尺左右的地方,鑿一個方眼,再插進一塊七八寸長的方條兒,方條兒與棍子之間再撐一根小木條,這樣做成了一支高蹺。兩根都做成后,手握另一端,布鞋架在方條兒上,人踩上高蹺,不管前面是雪是泥,都可以直往無前。踩高蹺仍然要論技朮的,我們常常在去老人的小屋的那條路上比試,看誰一路上不落馬。也總有落馬的,從高蹺上一落下來,布鞋就會被雪水弄濕。技朮不好的小孩,也是不敢去老人的小屋的。
踩高蹺厲害的幾個小孩,一路馬不停蹄,爭先恐后,直踩到老人的小屋。老人照例早已聽到小孩一路上的聲音,把該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但我們不知怎樣稱呼老人,家鄉(xiāng)的習慣,如果沒有稱呼而光叫拜年,非但沒有禮貌,有時大人還會故意刁難,定要你準確的喊出他的稱呼才給你餅不可。我們整個院子就是一個大的家族,人們總是按輩份及出生順序來冠以稱呼,比如我的父親是“費”字輩,而在同輩中排行第八,所以與我同輩的人都稱呼為“八爺”,因為人口眾多,輩份復雜,非但有八爺十幾爺的,還有九爺爺十公公之類的稱呼,這對于一個幾歲的小孩來說,實在是一件搞不清楚的事情。加之人們很少與老人打招呼,很少有聽到過誰稱呼過老人,所以對于老人的稱呼,年年都是一個謎。有一次我有曾好奇的問過八爺(也就是我的父親),八爺說那老人我應該叫公公(比爺爺還大一輩),至于應該叫幾公公,他也不知道了。小孩子一邊跺著腳蹉著手,一邊含糊其詞的叫著拜年拜年時,我卻格外大聲的叫“公公,拜年,公公,拜年噢”。正是因為我這一聲公公,使得那老人愣了一下,隨即笑哈哈的說:“這是誰家的小孩,這幺乖。”后來老人散東西的時候,每人一個大大的蘋果,而我卻意外的獨得了老人送的一副上好的高蹺,這讓其它小孩嫉妒得眼里冒血。雖然蘋果也許在我們是生平第一次吃到,但一副上好的高蹺仍代表著特別的榮譽與實惠。小孩子常常會在雪地里踩著高蹺互相撞架,誰被撞下高蹺便算輸,這難免有時會把高蹺也撞斷,所以同時擁有兩副高蹺簡直算是大款了。而況老人送的高蹺,還是涂過桐油的,這在整個院子,都是絕無僅有。
我那副高蹺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其后又有小孩,或拿曬干后的杉樹去央求老人幫做高蹺,或拿了自制好的高蹺央求老人幫涂桐油。聽著小孩們稚嫩的叫“公公”聲,老人滿心歡喜,盡力來滿足每一個小孩的心愿。于是常常會有小孩歡快的笑聲,在老人的小屋上空回蕩。
老人的小屋最熱鬧的時候,卻在每年采茶的時節(jié)。
春雨如絲,漫天飛舞,茶葉樹上,便有嫩葉兒長出來,整個茶園都被籠罩在那種嫩且綠的顏色之中。收獲茶葉的時節(jié)到了。那個時候茶園還是集體的,每到此時便會雇人摘茶,大約是摘十斤茶給五角錢。于是每家每戶閑著的人,都會帶自備的籃子前去摘茶,當然也少不了我們孩子們。如果是星期天,我們一天可以賺好幾塊錢的。這錢自然不再交給大人,任憑自己支配。就象秋后賣家里的麥桿一樣,任你挑著成捆的麥桿到八里外的收購站去賣,賣得的錢,大人絕不會伸手向你拿。那個時候一分錢還可以買一顆紙包糖,五分錢就可買一個棒冰。而我們全年的零用錢,絕大部分都是這樣自己賺來的。于是一到采茶的日子,茶園里處處可見跟籃子一樣高的采茶人。采的茶都會堆放在守茶葉的小屋前,屋里的老人已經早早的把一切該收拾的都收拾好了。每到這個時候,老人的小屋自然可以用人山人海來形容。老人也忙著,他要給人準備好茶水,并負責監(jiān)視看有沒有把茶葉私自拿回家的,還會幫小孩提裝滿茶葉的籃子去稱重量,車子來的時候,也會幫著把茶葉裝上車。盡管這些都不是分配給他的工作(他的任務只是象征性的在平日看守菜園),特別是監(jiān)視私自拿茶回家的人,可是他每年樂意這樣多管閑事,到后來人們無形之中也就認同了。有些人雖然會背著他罵打不死的地主崽,但絕不敢在他眼皮底下私拿茶葉。許多小孩會遵循大人的吩咐,臨走時會故意在籃子底留一些特嫩的茶葉,老人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或許是每逢采茶時,院里一些貪小便宜被抓著的婦人,悻悻而回時在坡上大罵打不死的地主崽的緣故吧,有一次我便好奇的去問隔壁院子的外公,因為外公是唯一常到老人的小屋去的人。外公經不住我的糾纏,便給我講關于那個老人的故事。
解放以前,我們這一帶所有的山田茶園,都是屬于一家地主的,地主也姓黃,與周圍的農民同族。地主有兩個兒子,一個是大太太生的,一個是小姨太生的。大兒子很小就被送到外面讀書,后來又去上了黃輔軍校,抗戰(zhàn)時曾隨軍遠征東南亞。解放戰(zhàn)爭大敗退時,逃亡臺灣,臨行前遣伴隨多年的衛(wèi)兵回鄉(xiāng)欲接小弟前往臺灣,衛(wèi)兵與小弟為炮火所隔,終未能與其同往。衛(wèi)兵即是我的外公,地主的小兒子便是守茶葉的老人。在文革時期,他們都有被村民戴過高帽,捆著游行批斗,都有曾被打得半死。所以一些年紀大的婦人,便常常會罵打不死的地主崽。
其后年紀稍大,在讀小學五年紀的樣子,便也隱約知道了一些地主的事情,以為地主總是象周扒皮式的專門欺侮農民,無形之中對于地主也懷有深仇大恨一樣。但是守茶葉的老人,是怎幺也不在其中的,他是如此慈祥可親,對小孩子是那幺喜歡,做很多有趣的東西逗小孩子玩,還做高蹺贈送他所鐘意的小孩,對于小孩偷偷的拿一些茶葉放在籃子底,他總是裝作看不見的。
我們在讀小學五年紀的時候,便不得不跟那些讀初中的兄姐們一樣,要到十多里路遠的中心小學和中學去上學。因為本村的小學,只辦到四年紀。且因為這個緣故,便常常會有小孩讀過小學四年紀后,便不再上學了。上五年級的小孩清晨便不能再上山去放牛,放學到家亦不能再有時間幫家里做其它事,而且早上要先做飯,晚上又要留飯,逢上突然下雨下雪,還要派人去送傘。小孩子早上是漫漫上學路,放學后又是日暮歸途遠。且那時候學校老師懲罰學生,真是對癥下藥,不罰掃地不罰抄字也不罰做題,偏偏罰留課。即放學之后,罰你一動不動呆在教室里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于是常常會有大人到學校找小孩,或小孩又餓又冷,天黑時到家還會遭大人罵或打:“是不是老師又罰留課了,你怎幺就這幺一點都不爭氣,大人送你讀學也難呢!”那個時候,我們特別羨慕那些在學校附近的小孩,他們多好,中午也可以回家去吃點東西,即便留課也偷偷的托人讓送飯到教室里來吃,一點都不在乎。
但我們院子的小孩,也有讓別人羨慕的地方。如果是逢上突然的下雨下雪,常常會有一個老人,在放學的時候抱著一大把傘等在校門口。守茶葉的老人,與院里的大人似乎老死不相往來,卻對小孩情有獨鐘。他總是這樣義務的為小孩服務,以致于忙碌的村人下意識的會把傘放到老人的小屋門口,再由老人送到學校去。被留課的小孩,也常常會在窗口看到老人那慈祥可親的臉,會聞到老人用包袱裝著的烤紅薯的香味。殘陽如血,山路彎彎,一群放學歸家的小孩中間,常??梢娨粋€背書包的老人。
土地承包到戶后,人們又可自由的到外面去搞副業(yè),短短幾年時間,村民們的生活已大大好轉起來,不但告別了紅薯飯的日子,往昔一向干癟癟的荷包,也日漸鼓了起來。這首先反應在大年初一散給小孩拜年用的餅干上,各式各樣好吃的餅干或糖果取代了千篇一律的方塊餅,盡情誘惑著每一張饞嘴,出門拜年也不必布鞋套釘鞋了,小孩們穿著新買的衣服及有厚厚絨毛的皮鞋,在院子里自在的穿梭。踩高蹺也已成為一種娛樂,不再是先前那樣是許多小孩甚至大人必備的代行工具。在關系親近的大人那里拜年,甚至有了押歲錢,雖然也還只是象征性的幾元錢,但這是破天荒地的。小孩也用不著再逃學到茶園去摘茶或挑幾十斤麥桿到數里外的收購站賺取零用錢了,平時只需編個合式的借口,就可輕易在大人那里拿到足夠的零用錢。老人過年時散的東西與老人做的高蹺已經對小孩失去了誘惑,小孩們光顧老人的小屋的次數,也就大大減少了。但是院里上五年級以上的小孩,在上學與放學的路上,老人還是與以前一樣可以常常和他們走在一起。
讀書的小孩們也日漸多了,后來終于有一任年輕的村支書提議要在本村辦一個完整的小學。人們商量的結果是既然要辦,就干脆把舊學校掀倒了,修一座新的,客氣一點的,給娃們一個好的讀書環(huán)境。于是一面向上面打報告,一邊開動員大會,動員群眾捐錢捐物。可是農村里有許多事情,真做起來,千頭萬緒,錯綜復雜,不是說的那幺容易了。別的不提,就是要征用學校旁邊的那一畝多的良田吧,有個倔老頭死活都不肯,且說我一輩子不識字,還不照樣活過來了,修什幺學校,把我的田給占了,我可是等了一輩子,才終于又等到一塊自己的田呀!除非把我打死在田徑上,否則休想。再說捐錢的事,到后來是硬攤下去,每個人頭多少,沒錢可拿谷子頂,征收的錢還不到一小半。大半年過去了,修學校的事一點眉目還沒有。后來支書說,那就將集體的茶園買掉吧,把學校修到守茶園的小屋那個地方。本來上面下來政策,已經將那座小屋連同周圍一畝的茶地劃給老人了,現在又要將老人的小屋及分給他的茶地修學校,老人肯嗎?支書說老人特喜歡小孩的,我看他一定會答應,其它的事再商量。于是支書便去找老人。
支書在老人的小屋外叫了半天“叔公、叔公”,里頭沒人應聲。后來一個小孩說,公公說他到城里去了。支書很納悶,又到城里去了。這段日子,老人常常一個人跑去城里,也不知道做什幺。難不成到上面去告什幺,原來按照政策,村里應該將村委會辦公的房子退給老人才是,因為那房子本來就是老人的房子,如果不退房子,那應該如數補錢給老人,可是村里只將一座守茶園的小屋及一點茶地退給老人,難道老人聽到了什幺風聲?這些年來,村里對老人,也一直不聞不問的,且先前又做過太多對不起老人的事,支書心里不由得發(fā)毛起來,轉而一想,反正是征他的地方拿來修學校,怕他告什幺,心里又踏實起來,吩咐小孩說,等公公回來了,記得叫我一聲。
晚上老人回來了,卻自己跑到支書家里來。老人跟別的院子人一樣管比自己小兩輩的支書叫黃書記,支書卻心有愧的問叔公吃了夜飯沒有,一邊叫婦人打點米酒炒些花生來。
老人說:“不用麻煩了,我來是為修學校的事,村里讀書的小孩越來越多了,不能代代都要到那幺遠的地方上學,如果在我那一畝茶地里,修一座學校,你看如何。”
支書說:“叔公,學校是一定要修的,我們正在商量呢,是打算修到你那里,你那里有條土馬路,也方便的,響午為這事我正找你呢。你放心,占了你的茶地和房子,村里一定會給你補嘗的。”
“聽說大家都在捐錢,怎幺我就沒有份,我也想捐些錢的。”老人一邊說著,一邊去往口袋里摸索。
支書趕緊站了起來,過去扯住老人的手,說:“叔公,你老人家了,這個就不必了,留著自己用,我們怎幺能讓你出錢呢。”
老人笑了起來,任支書扯著手:“我說孫侄,不瞞你說,我也知道修學校的錢一時三刻是收不攏的,剛好有人給我捎來信,我大哥在找我呢,他現在還在那邊呢,這些日子我上城里去,就為這個事。“說著便掙開支書的手,在口袋里拿出一張印有錢一樣花紋的紙來。
支書接過一看,這是一張現金支票,寫著老人的名字,金額是美元100000塊。支書整個人兒快暈倒了。
老人說:“聽人說這是美國錢,一塊可抵中國錢十幾塊呢,我大哥還在隊伍里,按規(guī)矩還不能回來探親,托人從香港給我送來這個,說是給我先用著,我守著那點茶園,有得吃有得住,夠了,用什幺呢?村里小孩子讀書不容易,要走那幺遠的路,又聽說你們要修學校,我想就用這些錢來修吧,不光是小學,連中學也給修了,多好。”
支書拿著支票當即就跪倒在老人面前。十萬美元,有100萬塊錢呢,支書去縣城開會時聽報告,整個縣一年的財政收入才不過200萬元。全部拿來修學校,那該是怎樣的一座學校呀。
……
一年后,一所全新的、現代化的校舍在茶園拔地而起,老人坐在校門口的傳達室里,笑看院子里的、別村的、其它鄉(xiāng)的小孩,在這里,向他敬著隊禮,出出進進。而大山里的小孩,在這里讀完小學,讀完中學,走向山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