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求學的那些辛酸事
老三屆，是指正好碰上文化革命、失去了讀書機會的66、67、68三屆初、高中學生。我是66屆高中畢業(yè)生，是老三屆中的老大。我們拿到高中畢業(yè)證書，正在進行文、理分班復課時，文化革命驟然而至，被剝奪了參加高考的權利，成為文化革命最慘痛的犧牲品。
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大批已經(jīng)結(jié)婚、成家的同學才有機會進入高考招生考場。我的好多同學，都是乘這個機會考入大學的。比如后來回到武岡教書的黃三暢、易祥茸、肖坤孝，陳遠美、劉時廉，在邵陽師專教書并當過教務長的鄧星亮，都是與我同屆的老三屆同學。
遺憾的事，我卻沒有在那次機會中實現(xiàn)自己讀大的夢想，直至1989年才經(jīng)過插班生考試考入武漢大學，與年齡差不多小一半的小弟妹們成為同學，去了卻自己的大學夢。
其實，中央一宣布恢復高考我就報了名，準備參加高考。讓我沒想到的是，中央規(guī)定老三屆的初、高中生都可以參加高考，政策到了武岡卻變了味，我這個結(jié)了婚的不準參加高考。據(jù)我所知，就是我們武岡縣，結(jié)了婚的老三屆學生好多人1977年都參加了高考。為什么我卻不能參加？這一塘水太深，一兩句話說不清，主要是文化革命的原因。
聽說不準結(jié)了婚的老三屆學生參加高考之后，有如五雷轟頂，仿佛天要塌陷似的。我當然不甘心，為此也有過很多抗爭。為了爭得這一機會，我與當時負責招生工作的一個縣領導面對面大吵了一場。就在招生辦辦公室，兩人相隔一張辦公桌，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吵了一兩個小時。事后我的朋友對我說，你就不怕報復？我說，我只想上大學，我顧不了這么多了。但是，我沒有獲準參加考試。我當然不會死心，想找省招生辦討個說法。不甘心的我，趁魯之洛老師要去省城長沙，便向省招生辦寫了一封詢問信，托他帶去。之洛老師為我去找了省生辦的人，但最后還是沒有獲得考試資格。關于這件事，在陳碧秋對我的訪談中。我曾經(jīng)說到過。
第二年——1978年，我又報了名。不巧的是，考試時我在外地參加省里的一個創(chuàng)作筆會，高考機會再一次與我擦肩而過。
其實，那些參加1978年高考的同學，也有過許許多多的辛酸事。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一個名叫黃家培的同學。黃家培是武師對門垅里那個地方的人。在武岡二中讀書時，他在高41班，我在高44班。因為家住城邊，回鄉(xiāng)之后他就在城里拖板車，生產(chǎn)隊按搞副業(yè)的人對待，每個月上交生產(chǎn)隊二十多元錢，生產(chǎn)隊再給他記工分。黃家培人長得單薄，拖板車運貨很吃力。我在縣祁劇團當編劇時，經(jīng)常碰到他埋著頭拖著很沉重的板車一步一步前行。見到我時，他就會將板車停下，與我坐在路邊聊聊天。只要一說到讀書的事，兩人就會仰天長嘆。
有一次他從文坪拉了一車煤回來，剛好我有事去了一趟二中，看到他拖著煤上黃茅沖那個坡。他拖著板車，成之字形往坡上一步一步移動。我沒有驚動他，只是快步上前幫他推車。也許感到所拖的板車一下子輕松了許多，他低著的頭往后看了看，發(fā)現(xiàn)了我。上了坡之后，他將車停在路邊，與我坐在路邊的草地上。兩個人心里都有許多想說的話，但是誰也沒說話，就那么坐著，望著對面二中的校舍。過了好久，他說了聲“走吧”，就拖著板車往前走。前面是一個下坡，為了省一點力氣，拖板的人都會放飛車。放飛車時腳幾乎是大跨步賽跑，省力是省力，卻是很危險的。一個身體那么單薄的人，居然玩命似地一下子飛下坡去，讓我不覺心頭一酸。
1978年高考報名前的一天，他來縣祁劇團找我，要我?guī)退弥饕?，去不去考。我說，當然去考，你難道不想改變一下自己的命運嗎？他說，十多年沒摸書了喲。我說，抓緊時間復習一下，能考上的。他說，要交隊里的副業(yè)費，白天要拖板車。我說，就是砸鍋賣鐵也湊上一個月要交的錢，在家好好復習一下。他聽從了我的意見，湊好一個月的副業(yè)錢，在家復習了一個月，參加了高考，被錄取在邵陽師專。后來我去看那些在師專讀書的同學時，他對我說，幸虧聽了你的勸告，要不現(xiàn)在還在拖板車。
遺憾的是，黃家培居然那么命中多乖舛，臨到快要畢時，因胰腺問題突然去世，圓了大學夢，卻沒有機會當一天老師。去世的頭一天晚上沒有一點跡象，第二天早上，同室的同學叫他時，他已經(jīng)去了。
77、78 年高考，報名的都是四五百萬，而錄取的只有二十五萬來人，其錄取比例，比起后來的千人萬人擠獨木橋要低得多，進大學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黃家培有幸進了大學，眼看就要畢業(yè)了，卻英年早逝，真的是太遺憾了。
在邵陽師專讀書的老三屆那些同學，不少進校前是教中學的老師。進校后，師生變成了同學。也寫過不少小說、在武岡二中、湖南師大附中教過書的鄧星漢，與我在銅寶巖職工子弟學校同過事的鄧星君，就是鄧星亮的學生。曾經(jīng)的師生成了化學科的同學，大概也算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鄧星亮的愛人要是來了，便要向同學求個方便，讓出房間供他鵲橋相會。其中之尷尬，大抵也是很帶有一點辛酸的。
不過，老三屆同學有三年高中學習的扎實功底，有的還當了十來年中學老師，應付學習自然要輕松得多，甚或還不時地當一下“師傅”。劉時廉就是一個。有一次，我去找劉時廉時，他還躺在床上睡覺。進屋時恰逢一個同學在叫他，“老師傅，這個題目如何做”？他也不起床，在被窩里問是什么題目。同學告訴他之后，他便怎么怎么一通，算是盡了“老師傅”的責任了?？赐耆^程，我才上前叫他，說，你這大學讀得舒服呢。他只是笑笑，那笑有點無奈。當時的學生生活十分單調(diào)，唯一的樂趣便是去周圍那些工廠看露天電影。劉時廉專門列了一個表，好像是課程表一樣，星期幾可以去哪看電影，一應周全。誰要是想找電影看了，就會來問他。
畢業(yè)之后，這一批學生后來幾乎都成了所在學校的教學骨干。但是，由于都來自農(nóng)村，找的對象絕大部分是農(nóng)民，孩子自然也是農(nóng)村戶口。這一道難題，馬上又成了這一批人的沉重包袱。真的是一步錯、步步錯喲！要知道，當時想要解決戶口問題成為吃國家糧的人，簡直比登天還難。畢業(yè)后沒幾年，這一批人中很大一部分人被貴州、新疆等省用解決家屬戶口“勾引”走了，來了一次“大逃亡”，至今還有一些人沒有回來。
這真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