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忘老戰(zhàn)友周榮于文革危難之時救我情。
我與周榮同志相遇相知在1953年的春三四月。那時,剛滿十八周歲的我,被調出湖南邵陽軍分區(qū)文印室,去邵東縣武裝部做見習參謀。就是在這里,認識了正要從縣武裝部調到一區(qū)武裝部去做副部長的周榮。
這個年方二十七、八的東北漢子,腦子靈活,能說會道,矯健機敏。就是從1953年到1958年這五年多時間里,我和他結下了密切的工作之緣。先一年縣里確定在他們一區(qū)搞民兵勞武結合試點,他是領隊的,我是寫材料的。這次的材料得到上級領導的批轉。不久他調到邊遠的十四區(qū)做武裝部長,因工作艱苦,深入群眾,很得地方政府好評。因區(qū)委書記楊蔭譜同志的推薦,縣人武部派我去采寫他的先進材料。這次的材料被軍分區(qū)、地委的內(nèi)刊選登,周榮同志也成了有名的優(yōu)秀人武干部。接著是縣里成立兵役局,他調回縣兵役局做科長。55年實行義務兵役制,省、地、縣三級在邵東的一區(qū)檀山、興隆、宋家塘三鄉(xiāng)搞征兵試點,他是試點工作組的負責人之一。這回寫材料的人有一群,哪曉陰差陽錯,寫綜合經(jīng)驗材料的任務,又落到我頭上。這回我也因材料寫得中意立了三等功,成了等級功臣。
可惜這種愉快的工作交往沒能繼續(xù)下去,很快是57年卷起反右風潮。我雖沒被劃右派,但剛剛度過奇寒的五七年冬,五八年春剛到,我就被復員回鄉(xiāng)參加教育工作。
自此之后,我就沒再和周榮同志接觸過,但間常從縣武裝部的一些老戰(zhàn)友口中聽到一些關于他的訊息。說他工作仍然十分出色,且工作變動頻繁,不斷遷升,到了六十年中,已是邵陽軍分區(qū)的副政委了。
其時全國正燒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因熱衷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成了黑作家。初遭狂批猛斗、發(fā)配到農(nóng)村勞改,接著又抓回學校做苦工——令我一人代替四個挑水工,為全校一千多師生員工挑洗臉洗澡水。每天從大清早到天將黑,都是肩壓百多斤重的水桶,在百多級的高坡石階上跋涉,不知何日時才是盡期?
忽有一天午后四點多鐘,當時學校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干部劉副校長到碼頭上找我,要我莫挑了,立即去縣人武部一趟。我放下肩上的水桶,卻站著沒動。他問我為什么還不走?我想到平時隨便去哪,都有背槍的紅衛(wèi)兵監(jiān)守著,便問:“哪幾個人監(jiān)我去?”劉副校長說:“就你一個人,考驗你老實不老實!”
一路上我遲遲疑疑,心神不定,想不清此去是憂是喜?走進武裝部的大門后,迎面碰上幾張當科長的老戰(zhàn)友的熟臉,我本不好意思跟他們照面,他們卻熱情地按老習慣招呼我:“小劉(我本名劉倫至)來了,周副政委找你哩。你先在這葡萄架下等等,他一會就來?!蔽倚睦锔竦橇艘幌拢菏侵軜s同志?是他找我?我真不敢相信。老戰(zhàn)友中在縣武裝部有當政委的,當副部長的。我挨批挨斗這么久了,誰理睬過我。而周榮同志一來武岡,就要找我?是新發(fā)現(xiàn)我有什么大問題,還是戰(zhàn)友們都是看著我從十幾歲成長起來的,為我的遭遇抱不平,有意請他找的?
正胡思著,馮文政委、劉榮副部長等簇擁著周榮同志來了。走近來后,周榮向我招了招手:
“劉倫至,坐,坐,隨便點,我們好多年沒閑談過了,今天好好談談?!?/p>
我坐下了,埋著頭,嘆了口氣:“有什么好談的,我一個帶罪之人。”
“好呀,認罪就好呀!”周榮輕輕說。
“我沒罪!”我突然倔強地抬起頭。
周榮用嚴肅的眼神盯著我:“那為什么革命小將要批你斗你?”
我委屈地說:“他們說我寫了毒草!可我寫的不是毒草?!?/p>
周榮同志說:“劉倫至呀,以我過去對你的了解,也覺得你不會寫毒草。但這想法并沒有多少根據(jù)。真正的根據(jù)是你的作品。應該將你的作品交給群眾評審。群眾的眼光是雪亮的,只要他們讀了你的作品,就會作出公正的判斷?!?/p>
“他們就是沒看我的作品就批判。”
“你為什么不把你的作品都拿出來呢?”
“我是全部拿出來了的。運動一開始,我就被抄了家,所有作品他們都拿走了,可是批我時,不見把作品亮出來?!?/p>
周榮同志聽得很認真。他想了想,說:“你還能不能將作品找齊,交出來?”
我很有把握地說:“可以。它們都發(fā)在報紙、刊物上,這些報刊,縣里和學校的圖書館都有。”
“那這樣吧,我們給你們學校工作組打好招呼,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讓你去各個圖書館找,將你的作品全找出來,交給工作組,然后由他們在學校搞一個‘魯之洛毒草展示室’,讓群眾自由展讀,自由發(fā)表評論。讓大家來評判這些東西是不是毒草。以群眾的結論為結論?!?/p>
我滿懷僥幸心理,并寄以良好愿望,高興地答應了。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學校圖書館。不找不知道,細找嚇一跳:奇怪得很,凡是刊有我的作品的刊物,我的作品被撕去了;凡是載有我的文章的報紙,我的文章被挖走?嚇得我中餐剛丟下飯碗,就趕緊跑縣圖書館。情況也是一模一樣。我驚傻了,心里稍稍燃起的希望也化為失望了!下午四點來鐘,我怏怏朝學?;刈邥r,迎面碰上年過半百的武岡師范副校長肖心剛。這位上海籍的老教育家,平時喜歡跟我交談,文革一開始,他就被涼在一邊,不是副校長,而是圖書管理員了。當他知道我所處的困境后,親切地說:“我管的圖書館沒誰來過,不會出現(xiàn)那些情況。你別聲張,明上午悄悄到我那兒來,我?guī)椭阏??!?/p>
第二天果然在他那里獲得意外的大收獲,所有的作品都找到了。兩天之后,“魯之洛毒草展示室”也布置好了,每天都有成批的學生進室審讀,也每天有工友將“學生夸贊作品好”的話傳進我耳里。有一天,還聽說周榮同志來學校聽匯報了。傍晚我在河邊挑水時,正在河邊洗衣的革命領導干部劉副校長的新婚老婆,輕輕朝我說:“劉老師,聽說你快沒事了!”
果然,第二天我就被宣布不再挑水了,而去參加只有革命群眾才有資格擔當?shù)闹圃臁凹t色海洋”的重任去了。又沒過多久,被調去農(nóng)村中學復課鬧革命。半年后,又參加湘黔鐵路建設,而后才有長篇小說《路》等一系列的作品出現(xiàn)。若不是周榮同志和從戰(zhàn)友們從實際出發(fā),主持正義,救我一把,我就很難想象會有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學路!
周榮同志于危難之時救我情,我怎能忘!
2009.7.12.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