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上,陳獨秀是不可抹去的一個人物,他曾經是五四運動總司令、中共中央總書記,但1949年官方文獻對陳獨秀的評價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改革開放后,隨著一系列的冤案平反,這9頂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傾機會主義”。但仍有學者認為,這頂帽子也應該摘掉,因為陳獨秀所犯的種種錯誤,很大程度上是共產國際錯誤指揮造成的,大革命失敗后又把責任強加在他身上。
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上,陳獨秀一直相當警惕。針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的“中共成立,共產國際多了一個東方支部”,陳獨秀說:“中共的工作,也無須樣樣依靠國際,我們有我們的獨立性。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干,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正因為陳獨秀與共產國際關系的疏遠和抗拒,導致他最終被開除出黨。
1929年7月,奉系軍閥張學良以武力從蘇聯(lián)人手中接管中東鐵路,中東鐵路是沙俄為侵略中國、控制遠東而在中國領土上修建的一條鐵路。十月革命后,蘇俄再三聲明歸還中東路主權,但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中東路事件發(fā)生后,共產國際立即作出強烈反應,指示各國共產黨要發(fā)動一個“保衛(wèi)蘇聯(lián)”的運動,中共中央積極響應,頻頻發(fā)出宣言、決議和文章。陳獨秀按捺不住,再次提筆,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評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他還提出了新的口號:“反對國民黨政府對于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用以代替“武裝保衛(wèi)蘇聯(lián)”,因為這個口號“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不顧及民族利益”。一個星期之后,陳獨秀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評當時的左傾盲動路線。
但是,陳獨秀的“愛國之舉”卻被中央嚴厲地斥責了,并于8月28日派人與陳獨秀談話,批評他不應該發(fā)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共產國際代表甚至以開除黨籍予以警告,希望他與中央保持一致。陳獨秀依然我行我素,在此期間,陳獨秀讀到蘇聯(lián)反對派領袖托洛茨基的著作,發(fā)現(xiàn)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敗前就公開指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基本路線的指揮錯誤,在革命失敗后又指出斯大林應當擔負的責任。陳獨秀深以為然,并立即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中國托派。當時,共產國際正在國際范圍內掀起反托派斗爭,根據(jù)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作出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12月10日,陳獨秀發(fā)表了《告全黨同志書》,對中共中央開除自己的理由逐條辯解,認為大革命失敗的根源在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支配,而自己因“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zhí)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
但是,國民黨政府并沒有因為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而放棄對他的追捕。在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養(yǎng)的陳獨秀最后一次被捕,大律師章士釗為其辯護說:“他已經不是共產黨員,應該從輕處理。”陳獨秀說:“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其個人意見,并未征求本人意見。”“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
后來,陳獨秀的學生、托派分子羅漢也來到南京,請八路軍辦事處葉劍英、李克農等幫助營救尚在獄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與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議。周恩來、林伯渠、王若飛、葉劍英等都作出了熱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張聞天代表中央對陳獨秀等表示出歡迎的態(tài)度。
恰在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當討論到是否恢復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問題時,王明聲色俱厲地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lián)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反對托派,不能仁慈手軟,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會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發(fā)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誣指陳獨秀等是每月領取300元津貼費的日本偵探。接著,《群眾》和《新華日報》等也隨聲附和發(fā)表文章。許多知名人士對此困惑和不平,他們聯(lián)名致信《大公報》說:“對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代為表白……”
陳獨秀對漢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華日報》,他說:“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fā)現(xiàn)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實憑據(jù),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干這樣昧良心的勾當。”(據(jù)《文史參考》)
對這些帶有政治目的性的栽贓,有著知識分子風骨的陳獨秀心灰意冷。但其實早在1914年11月,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一卷四號,就曾公開發(fā)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對于“什么是愛國”“怎樣愛國”,陳獨秀有自己一番見解。
陳獨秀認為,“土地、人民、主權者,成立國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道出了什么是國家,而盲目地高喊愛國只不過是統(tǒng)治者的愚民手段。
并痛心地說“若中國之為國,外無以御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如此國家,一日不亡,外債一日不止;濫用國家成權,斂錢殺人,殺人斂錢,亦來能一日獲已;擁眾攘權,民罹鋒鏑,黨同伐異,誅及婦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殘民之禍,惡國家甚于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國主投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安在無國家之不若惡國家哉?其欲保存怨國家者,實欲以保存惡政府!”
此外,陳獨秀還在《偶像破壞論》中,說道:“國家是個什么?照政治學家的解釋,越解釋越教人糊涂。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shù)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jù)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剩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哪里,便不知國家是什么。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亦無什么真實能力……世界上有了什么國家,才有什么國際競爭?,F(xiàn)在歐洲的戰(zhàn)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
在隨后發(fā)表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陳獨秀更加徹底地表白說:“歐洲民族,自古列國并立,國家觀念很深,所以愛國思想成了永久的國民性。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沒有價值,并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的名義之下做出來的……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愛國有許多種方式和形式,但陳獨秀最反對把愛國掛在嘴邊、私下卻干著賣國勾當?shù)娜?。但是清醒如陳獨秀,到最后卻落得孤獨病逝的局面,這到底是誰的悲哀呢?
(文章原創(chuàng)于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