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條例》就能消除中國的貧富差距嗎？

                                   -----不能，因為貧富差距逼近“紅線”的根源不光是分配不公的問題；

                                               而是社會資源占有不公造成生產(chǎn)力發(fā)展不平衡的問題

                                                                                        文/汪華斌

         今天到某單位講分配制度的課，正遇到各大報紙登載我國工資條例即將出臺；于是就有人問我‘工資條例出臺真的能解決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問題’嗎。因為他們說現(xiàn)在肯定是中國官方都承認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的容忍“紅線”，所以才快速出臺工資條例。我說工資條例并不能改變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因為我們社會的貧富懸殊不僅僅是分配不公的問題；更是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不平衡和生產(chǎn)資源占有不公的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能通過工資條例解決呢，因為這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我說資本主義幾百年都沒有逼近“紅線”，而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就達到了；這就說明分配不公并不是主要問題，而主要問題還是我們社會的資源占有不公的問題。

        首先我們改革開放前社會的貧富幾乎沒有差別，而改革開放卻又沒有分配社會資源；只是誰占用或占有社會資源，最后這資源就是你的了。正是這沒有分配社會資源的原始積累，從而造就我們社會暴發(fā)戶比比皆是。具體而言，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比城鄉(xiāng)收入比的國際最高指數(shù)2倍左右還超出一截；中國工資最高與工資最低行業(yè)職工工資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yè)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當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為什么我們社會差距如此之快，主要還是“窮降富升”和“兩頭拉大”齊頭并進造成的。如我單位在下崗運動前，大家的平均收入都是每月1000元左右；基本相差不大。然而當強制性下崗了四萬多職工后，這些四萬多職工的每月收入就被按等級加到了國有企業(yè)各級領導的頭上；最高的當時加了10000多，最少的也加了1000元。然而再看這些下崗人員，下崗后每人每月的生活費為480元。下崗人員的收入水平從每月1000元降到了480元，收入水平下降了一大半。再加上國有企業(yè)各級領導的收入水平增加，這差距一下子就拉開到了幾倍。第二年下崗人員的生活費有每人每月480元下降到220元了，第三年下降到100元。第四年下崗人員無論就業(yè)與否，全部沒有了生活費用。這時與在職人員的差距是多少，就這就造成了巨大的差距。更何況在職人員還與西方國家接軌了收入，從而就這幾年時間就實現(xiàn)了同樣人員的兩極分化；這就是我們社會貧富差距快速增大的原因。

        再看我國農村的貧富差距，同樣也是源于兩極分化的原因；分田到戶時農民幾乎沒有任何差距，全部是糊口而已。此后幾年種田的差距同樣不大，村干部也只有依靠截留等途徑而多吃多占而已。然而到了房地產(chǎn)開發(fā)到農村的時候，村干部暴發(fā)的時間到了；因為村干部直接控制著農村的土地、資源、資本，是這三大生產(chǎn)要素使村干部成為了百萬或億萬富翁。按中國現(xiàn)行的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村干部既是“壟斷買方”；又是“壟斷賣方”。一方面以政府代表的名義從農民手里低價征地，另一方面又以政府代表的名義向農民發(fā)放補貼。這里面巨大的級差暴利，全部歸于村干部與地方財政所有；從而形成了我國農村一夜之間竟然能產(chǎn)生億萬富翁的社會現(xiàn)實。

        象這樣占用或占有資源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大學是大學人員所有；醫(yī)院是醫(yī)院人員所有。這些資源被少數(shù)人占據(jù)與利用，也令他們迅速暴富；就連山西誕生數(shù)以百計的身家億萬的“煤老板”，也全部是占用或占用國家資源而形成的。再加上我們資本市場上的投機行為，也是成就資本富翁的舞臺。就連我們城市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同樣也是這樣的效應而造就億萬富翁。在這樣的社會效應下，“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jīng)]錢”；這就是我們社會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間互相拉升，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根源。所以資源要素分配不公是核心，再加行與財富分配掛鉤的“權力分配”作用；中國貧富差距想不逼近紅線也不可能。

        正因為如此，外國人說中國人的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身份”和“行業(yè)”來決定的。如果能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yè)，或是有公務員和事業(yè)單位身份；就等于決定了自己的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這種占用或占有機制并不能促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而是完全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它不僅有悖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而且嚴重侵害了個人發(fā)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現(xiàn)在生產(chǎn)力極端不平衡；而想通過工資實現(xiàn)不平衡生產(chǎn)力的平衡，那是根本不可能。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社會現(xiàn)在就是采用平均工資制也無法改變兩極分化的現(xiàn)象；因為它成為了我們社會的頑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