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郭祥正傳》載：宋進士郭祥正，年輕時即有詩名，大詩人梅堯臣稱其為天才詩人，是李白再世（“太白后身”）。神宗熙寧年間，郭初為武岡知縣，后簽書保信軍（安徽）節(jié)度判官。當時王安石主政，郭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為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大意是說，郭祥正向神宗奏了一本，說是朝廷大事，宜聽王安石專斷。王安石恥于為小小的節(jié)度判官推薦，便說郭品行不端。

一、郭祥正是否無行

清人編寫的郭氏《青山集提要》，說郭氏作有《熙寧口號五首》，有語：“百姓命懸三尺法，千秋誰恤兩端情。近聞崇尚刑名學，陛下之心乃好生。”對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是有微詞的。這與《宋史》本傳所稱的郭薦王，是有矛盾的。郭又作有《奠王荊公墳三首》，語云：“大手曾將元鼎調，龍沉鶴去事寥寥。”又云：“平昔偏蒙愛小詩，如今吟就誰復知？”對王安石又加以稱道，并稱王很喜愛郭的詩文。說王安石排擯郭氏，似又說不過去。《提要》對此加以解釋：“蓋述知己之感，所以自明依附之因，刺新法之非，所以隱報擯斥之憾。”意思是說，郭作詩文稱道王及王喜愛其詩作，是表明郭為何會依附他，而作詩文譏刺新法，又表明郭暗里報復自己遭受王氏之排斥。

其實，說郭氏無行，實則因郭反對新法。王以此論定一個人，是說不過去的。司馬光、蘇軾這樣著名的文士都反對過新法，不能就此說二人無行。政見不同而詆毀他人的人品，終是不可取的。

郭祥正曾因平定梅山（湖南新化一帶）的少數(shù)民族有功而升遷殿中丞。熙寧年間（神宗年號）中知端州，“留心政術，以靖蠻方，民樂其化”（《大清一統(tǒng)志》卷三四六），元豐間（神宗年號）間通判汀州，“有善政”（同上，卷三三三）。如此郭祥正，能說人家無行么？令人遺憾的是，郭在武岡的政績，于史無征。

元修《宋史》本傳只是稱郭為“小臣”，宋人魏泰《東軒筆錄》卷六記載此事，更稱王氏“恥為小人所薦”，由“小人”而變?yōu)?ldquo;小臣”，也許也是修史者覺得太過了吧。南宋史學名家李燾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注引魏泰一文時，便指出恐怕未必如此（“恐未必爾也”）。他對此很慎重，并沒有將其寫入正文中。

二、王安石同保巖題刻緣由推測

王安石在同寶山題有“砯崖”二字，小時候就聽說過，從小至今，我都將信將疑，總覺得王荊公不大可能親至一小小的武岡題詞的。讀過三暢老師作的《同保何處覓半山》，很受啟發(fā)。馮夢龍《警世通言》有一文《王安石三難蘇學士》，黃老師說：“馮夢龍的《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中關于武岡的情節(jié)，其事實根底我想就是王安石到過武岡，探過‘武岡山’上的巖洞。”這就為王氏到過故鄉(xiāng)，找到了一依據(jù)。以小說來釋證歷史，有之，有學者就以“三言”、“二拍”來研究過宋史的，也有人以白話小說研究過宋代社會與經(jīng)濟的。黃老師的解讀，可備一說。

讀完黃老師的文章，我在后面留言：“王安石為何會有題刻存于武岡，我也試著找出可靠的史實根據(jù)。遺憾，至今未見。”從史的角度看，唯一能夠讓王氏與武岡發(fā)生聯(lián)系的恐怕就只有郭祥正了。據(jù)《東軒筆錄》載，王早在江東就與郭相識了（其時尚是仁宗嘉祐年間），后熙寧年間郭為武岡知縣，其時王安石已任宰輔，早與王大人相識的郭請王題詞，應是可能的，王或許就應約而作了。拿到了王大人的親筆手書，郭知縣再請人題刻于同保巖。這一切，也許就是我們所要知道的答案了。

問題是，“砯崖”二字旁邊還署有“半山”二字。這“半山”是王安石的別號。據(jù)清人顧棟高《王荊國文公年譜》（即王安石年譜），王安石元豐二年（1079）罷相后居南京蔣山修了一“半山園”。王的別號即源于此。如此，與熙寧年間任武岡知縣的郭祥正請他題詞，時間上又不相合。能否可以這樣解釋：當初，郭請王題刻時所署之名不知原由地不復存在了，現(xiàn)在我們所見的“半山”二字是后來署上去的。

推測畢竟是推測，不是鐵證！王安石是否專為武岡題過詞，看來還是疑團重重，難有定論，仍留待人們?nèi)ヌ骄?，也許永遠也不會有答案。

附：原文曾帖于他處，重帖于此，有較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