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大的貢獻也許不是得諾貝爾獎，而是幫助中國人改變了一個看法——中國人不如外國人的看法。



——　楊振寧





我感謝你們把諾貝爾這獎給了文學(xué)，給了不回避人類的苦難，不回避政治壓迫而又不為政治效勞獨立不移的文學(xué)。我感謝你們把這最有聲譽的獎賞給了遠離市場的炒作不受注意卻值得一讀的作品。同時，我也感謝瑞典文學(xué)院讓我登上這舉世注目的講壇，聽我這一席話，讓一個脆弱的個人面對世界發(fā)出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眾傳媒上聽得到的微弱而不中聽的聲音。　　　　　　　　　　　　　　　　　　　　　　　　　　　　　　　　



——高行健　　　　　　　　　　　　　　　　　　　　　　　　　　　　　　　　



比之于楊振寧，長久以來，我們?yōu)槭裁唇o予高行健那么大的不公平待遇？在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后，有人說我們不必要歡欣鼓舞，因為他已經(jīng)加入了法國國籍，從法律上說，他已經(jīng)不是中國人。但這顯然不攻自破，楊振寧不也加入了美國國籍，他也不是中國人。（楊振寧1957年和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而1957年就加入美國籍；我不知道他是先獲獎，還是先入的美觀國籍，如果他先獲獎而后入的話，我實在無話可說。）但看看楊振寧在國內(nèi)的無限風(fēng)光，再看看高行健的沉默無名，我們實在應(yīng)該感到慚愧。





當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在網(wǎng)上找到了上面兩段話，或許能夠找到一點蛛絲馬跡?？梢钥闯龈咝薪⊥耆芙^體制的收買和壓迫，采取與政治不合作的態(tài)度，對文革，對那段慘痛的歷史和經(jīng)歷，刻骨銘心，拒絕遺忘，也決不寬恕?？纯此鯓涌创囟〞r代的政治家的：



“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lǐng)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tǒng)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絕非是一個極端自戀的哲學(xué)家那一番瘋話可以比擬的。我不想濫用這文學(xué)的講壇去奢談?wù)魏蜌v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fā)出一個作家純?nèi)粋€人的聲音。”　





這樣的話語在諾貝爾講臺上回響，通過廣播全世界各個角落傳播，擴散。叫一貫自卑的中國人臉面朝哪擱？須知我們是費了幾十年才培養(yǎng)出一點點的自信，剛摘去東亞病夫的帽子。更重要的是，叫我們的政治家怎能接受這樣一個叛逆者？一個**者？我想當高行健擬這份講稿時，他對他將遭受的待遇，已經(jīng)心知肚明，并且默默的接受。他也許已經(jīng)接受了宿命的觀點，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文人的偏激與傲慢，文人的迂腐和單純，使他同樣理所當然的認為，不這樣表白是可恥的，是對個體尊嚴的污蔑，是對權(quán)勢的屈服。





而楊振寧一開始就采取了與政治合作的態(tài)度。他1973年第四次回國訪問時，主動提出見毛澤東。在毛澤東逝世后，他還公開表示悼念：“毛澤東主席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建設(shè)的領(lǐng)導(dǎo)，他對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識的啟示，是史無前例的偉大的貢獻！他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位巨人！”　





我覺得就僅僅憑著這段歷史淵源，他已經(jīng)獲得了一張通行證，已經(jīng)有理由和資本在國內(nèi)暢通無阻了。





對比一下他們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我們對他們所遭逢的命運，也應(yīng)有基本的理解了。向來與體制不合作的知識分子，很少能有什么好下場。他們要么被體制消滅，要么被體制悄無聲息的收買。到了近代，又有流亡這種方式可以選擇，這實在是知識分子的大幸。而正像高行健所說：



“在毛澤東實施全面專政的那些年代里，卻連逃亡也不可能。曾經(jīng)蔽護過封建時代文人的山林寺廟悉盡掃蕩，私下偷偷寫作得冒生命危險。一個人如果還想保持獨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語，而且得十分隱秘。”





所以對于流亡，高行健把深沉的痛楚，化為慶幸與感恩?？蛇@是怎樣性質(zhì)的感恩？這是這樣的痛楚？怎樣的憤懣？一個作家被迫離開國土，離開哺育他的文化與大地，在異國的文化背景下，去寫自己熟悉的故國的歷史，故國的文化，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力量？看看索爾仁尼琴在政府的威脅下，1970年不敢領(lǐng)取諾貝爾文學(xué)獎就知道流亡是多么使作家可怕，政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





同樣作為知識分子，同樣是華裔，同樣獲得一項至高的榮譽，為什么他們卻遭遇完全不同的命運呢？是楊振寧更聰明嗎？顯然不是。我認為也許他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不同。但無論怎樣我以為高行健比楊振寧更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纯磹鄣氯A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的話：



“知識分子既不是調(diào)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xiàn)成的陳詞濫調(diào)，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quán)勢者或傳統(tǒng)者的說法或作法。當所有的人們都去尋覓與建構(gòu)地上天國之時，知識分子應(yīng)該佇立于荒涼的邊緣，并冷靜地指出那隱約可見輪廓的天堂構(gòu)架的缺失：瞧，這最終又是一座人間地獄。”　





所以我們站在這個角度與權(quán)勢不合作的角度，說出真相，高行健擁有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的靈魂，而楊振寧顯然沒有，他在毛澤東死后唱的贊歌既是證明。所以我理直氣壯的認為我們實在應(yīng)該給高行健更多的鮮花和掌聲。雖然他也許并不需要，聲明的寥落實在也是特立獨行者的禮物，沒有被凡塵的吹捧淹沒，也是一種幸運。川端康成就是不堪俗名的負累而選擇了自殺。高行健不會。





但事過境遷，蘇聯(lián)到底對索爾仁尼琴解凍了，他到底獲得了他應(yīng)得的命運，應(yīng)得的名譽，應(yīng)得的地位。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有無數(shù)的讀者，而政治家早湮沒的政治的浮華和喧囂只中。這同時也昭示了政治實在是過眼云煙，而藝術(shù)卻會永存。曹丕所說：“文章者乃不朽之勝事，經(jīng)國之大業(yè)”，并不完全錯誤。





民間也曾經(jīng)試圖為高行健翻案，但顯然不可能。沒有政治家的放行，沒有權(quán)利的認可，幾個批評家，幾個文人墨客的力量實在是微薄的可以忽略不計。但只要意識形態(tài)仍然左右著經(jīng)濟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政治必然壓制不同政見者。所以高行健什么時候得到他應(yīng)有的待遇，得到哪怕像楊振寧那樣的禮遇，實在還是個未知數(shù)。





高行健在諾貝爾講臺上的近乎史無前例的五千字的發(fā)言，說出了幾代人想說而不敢說，或者根本說不出的呼聲。從此他又淹沒于浮躁的人海，他的聲音微弱而堅定，遲疑卻義無返顧。無疑，他的偉大還沒有被我們充分認識。許多年來，我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了，習(xí)慣了政治家塞給我們的“凈化”了食物，我們的胃口暫時還消化不了那么豐盛的食物，或者我們還不適應(yīng)。但我們應(yīng)該有信念，我們終究要去領(lǐng)略，它在那里，這就夠了。





無疑楊振寧也代表了一個時代，代表特定中國的特定階段的吁求，即對強國夢的向往，對現(xiàn)代化的熱忱，他的獲獎?wù)缢f幫助中國人改變了一個看法——中國人不如外國人的看法。但高行健同樣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并且毫不遜色的代表了一個我們還在期盼的時代，比前者更高的時代：對**的向往與自覺的追求，對歷史和文化的勇敢的自覺承當，對個體存在的清醒毫不推卸的負責。





楊振寧無疑是偉大的，他的存在說明：中國人智商不比任何種族有絲毫的遜色；但高行健同樣是偉大的，他的存在說明：中國人情商不比任何種族有絲毫的遜色。





結(jié)束2006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