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世華

讀賈平凹的《我是農(nóng)民》，一讀就覺得有意思，你看他寫的是些什么呀——

讀了不到兩年的初中，學(xué)校便放了長假。我被劃為了1967年的初中畢業(yè)生，那時我才14歲，瘦瘦的脖子上頂著一個大腦袋，腦袋的當(dāng)旋上有一撮高高翹起的毛發(fā)。我總打不過人，常常人揪了那撮毛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說我是劉備。

在我有限的閱讀空間里，能夠這樣的寫人、寫自己、寫文章的作家是不多見的，就像能夠這樣的寫人、寫自己、寫文章的學(xué)生是不多見的一樣。

能夠這樣寫文章的人，容易討人的喜歡，因為讀他的作品，讓人覺得有意思。幾年前，我在《初中生·作文》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叫《有意思，就是有意義》。大概是說學(xué)生作文不要被意義所累，要把文章寫得有意思，有意思本身就是有意義，它的意義就是有意思。我很贊同這個觀點。學(xué)生時代是個有意思的時代，有意思的學(xué)生寫出來的東西應(yīng)當(dāng)有意思才是。有個學(xué)生寫《一只堅持不懈的甲蟲》，她是這樣寫的：

我把一只金色的甲蟲，套在了我的筆套里。我想，先觀察觀察它。過了幾分鐘后，我發(fā)現(xiàn)，它堅持不住了，它需要空氣，不過，只有最上面的小洞能幫它，我看著它爬上去。我突然看見它只有5條腿，于是，我在桌子上找了找，果然有它的第6條腿。我又想了想，如果它是螞蟻的話，那么它一下子就上去了，并且螞蟻那么小，還可以從洞里爬出來，不過如果它還是5條腿的甲蟲的話，既不能爬上去，也不能爬出來。

我跟她說，這個文章寫得有意思，今后的文章就這么寫，而且我告訴她，大作家也是這么寫文章的，然后就給她朗讀了劉亮程先生《一個人的村莊》中的那段《三只蟲子》。

作文不能追求有意思，寫作文不是因為有意思，很可能連帶把作文這件有意思的事變得沒意思。作文這個東西原本就不要當(dāng)飯吃，真要讓人覺得沒意思，人就沒有必要非寫作文不可——但是一個覺得作文有意思的人，卻很難寫不出有些意義的文章。

所以說作文如果還要人來教，不見得要教他如何寫得有意義，而是要請一些有意思的作家，拿他們最有意思的作品，借用《初中生·作文》里的說法，讓“賈平凹教我寫作文”、“劉亮程教我寫作文”，其實也說不上教，是互相學(xué)。從“作文本領(lǐng)”的許多方面看，一個最頂級的作家，也就和一個最本真的學(xué)生差不多，讓他們在一塊，好處是，無論作家與學(xué)生，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文章，會一直很有意思——你看連橫眉豎發(fā)的魯迅，無論寫的是阿Q，還是阿長，都一樣有意思。

和許多人一樣，我做學(xué)生時，也一直認(rèn)為魯迅的雜文是雜文隨筆里最好的，后來產(chǎn)生過猶疑，但僅僅是猶疑，再后來讀到錢鐘書先生的《讀伊索寓言》、梭羅先生的《瓦爾登湖》以及王小波的雜文集，才敢確信事情真的不是那樣，因為雜文、隨筆還可以寫得更有意思。

由《我是農(nóng)民》來看，賈平凹窩在老家勉強(qiáng)算是農(nóng)民中的“知識青年”的那個時候，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是做城里來的知青，所以他寫道，他這個農(nóng)民中的“知青”是多么羨慕從城里來的知青啊——

他們敲鑼打鼓地來，有人領(lǐng)著隊來，他們從事著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輕松的工作，比如赤腳醫(yī)生、代理教師、拖拉機(jī)手、記工員、文藝宣傳隊員，他們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糧定額，可以定期回城，帶來收音機(jī)、手電筒、萬金油，還有餅干和水果糖。他們穿軍褲，脖子上掛口罩，有尼龍襪子和帆布褲帶。他們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們在首先選擇了他們之后才能輪到來選擇我們。

這就不僅是有意思了，這是什么？說的就是社會公平啊！如此意義重大的東西都可以寫得這樣有意思，那就還可以把話說得更有底氣些：在最有意思的學(xué)生時代里，什么時候語文教師覺得批閱學(xué)生作文是很乏味的，那么，你可以相信我，什么時候我們的作文教學(xué)就基本上是失敗的。

* 本篇最初發(fā)表于《初中生·作文》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