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八道

1993年的冬天，我在長沙火車站連續(xù)三天沒有買到去深圳的車票。第四天是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據說那天，江澤民主席去韶山時路過長沙，那一天火車站的票販子銷聲匿跡。我僅花了半小時不到，輕易就車票在手。

　　第二天早上8點多到深圳。從深圳火車站坐小巴到龍崗新生，中間被賣了兩次豬崽，多出了10塊的冤枉錢，我跟他們理論了幾句，被兩個彪形大漢從車上踹了下來。中午趕到新生恒生絲花廠門口，正碰上工人下班，身著藍色廠服的年輕男女潮水般從鐵柵欄門口涌出來。我站在路邊的一棵芒果樹下，踮起腳尖朝人群里張望，忽然有人從背后拍我的肩膀，回過頭來，是弟弟兩年不見的笑臉。

　　當晚和弟弟睡在仙人嶺村一間低矮潮濕的出租屋里，好不容易在老鼠和蚊蟲的載歌載舞中進入夢鄉(xiāng)，迷糊中突然傳來“彭彭碰碰”打門的聲音，弟弟一躍而起，“哥，快點，查暫住證了。”一把把我從窄小的窗口推到外面，我踩著墻沿爬到屋頂上，“千萬別出聲！”弟弟招呼我，“查完了我再叫你下來。”我象只夜貓一樣潛伏在瓦片上，連大氣都不敢出。我聽到弟弟把廠牌和暫住證交給他們查看，我聽到他們生硬而粗暴的普通話，最后，聽到他們甩門出去的聲音。

　　白天，我沿著工業(yè)區(qū)的廠門口一家一家去找工作，吃飯的時候又匆忙跑回來分吃弟弟偷打出來的那份飯菜，雖然只是豆芽和水白菜，兄弟倆卻“吧嘰吧嘰”嚼得十分香甜。許是我的長相不太正點，找工的時候，常常在保安那一關就被腰斬，從沒有進人事部面試的機會。這樣一找就是半個月，每天早出晚歸的在工業(yè)區(qū)里穿梭，心里焦急而無望。那段時間，我對寫有招聘廣告的紅紙?zhí)貏e敏感，只要看到紅色張貼，都會跑近去一看究竟。有一回，遠遠看見一張招工廣告樣的紅紙，我斜穿過汽車飛馳的街道和人流，一路奔跑過去，近了才看清，那不過是一條女人的紅色內褲。我站在那條內褲前，指手罵這個戲弄我的騙子，這時，耳邊響起一聲天真稚嫩的童音，“媽媽你看，那個瘋子在罵一條褲子。”尋聲望去，一對母女從我身邊經過，她們牽手走在陽光中的背影溫暖而安靜。

　　那一刻，我的眼里有淚流出。

　　幾天后的一個中午，一位老鄉(xiāng)從華光電鍍廠面試回來，跟我說：“那廠里招一個記錄員，我就是字寫得跟雞爪似的，人家不要。你字不錯，去試試可能有機會。”

　　我去到華光電鍍廠門口，同往常一樣，被保安滿口拒絕。可我聽出了保安的鄉(xiāng)音，趕忙改口用家鄉(xiāng)話跟他求情。保安是武岡的，聽了鄉(xiāng)音果然改變了態(tài)度，看了我的證件，然后放我進去二樓的人事部面試。

　　我那時剛從學校出來，證件齊全。到了人事部，把紅紅綠綠的證件擺滿了一桌子，連同各種獲獎證書和優(yōu)秀通訊員證。人家根本沒瞄一眼，只說：“你寫幾個字給我看看。”我寫了一行柳體正楷，那人瞥一眼說，“可以了，你明天來上班吧！”

　　我就這樣做了華光電鍍廠的一名記錄員。上班那天，我特意買了包白沙煙給保安，保安跟我客氣，然后告訴我：“記錄員工作很累的，你做不了多久就會后悔。”

　　事實上也是如此。雖然我廠牌上寫得是“記錄員”，其實他們要得就是一個有點文化基礎的搬運工。我每天的工作任務就是把從外廠拉回來的五金半成品過磅、記數，跟蹤每一道工序的數量和重量，核對電鍍顏色，一直跟到出貨。那些五金半成品都是剛從機器里生產出來的，不但死重，而且滿是油污，產品的角角落落都是尖利的披鋒和毛刺。沒幾天，我的手腳上到處是血口子，傷痕累累。有一次快下班了，廠車才回來，下午要又趕著出貨，主管吩咐我連班。每一袋螺絲都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油滑滑的，手又抓不穩(wěn)，我費盡死力好不容易把它們提到磅稱邊上，一松手又滑了下來，再搬上去再滑下來，屢搬屢滑?？粗鴦e人都在吃飯，沒有一個人過來幫我，心里委曲得直想哭。再次往磅稱上搬貨的時候，伸過來一只戴著粗金戒指的白手幫我提了一把，然后他朝食堂那邊招了下手，我主管立刻屁顛屁顛跑過來和我一起干活。后來我知道，那個是老板。

　　我當時最大的理想，就是爬上倉管那個位置，因為我覺得自己可以勝任那份工作。每天上下班的時候，我看見倉管坐在倉庫門口，吹著風扇，收物料，發(fā)貨，如此簡單輕松的工作卻可以和主管經理們一起坐在小食堂里吃飯，每個月還能拿到800塊的固定工資。那段時間，每次從倉庫門口經過，我都無限羨慕地朝里面張望，心里想，倉管什么時候會辭工呢？

　　后來發(fā)生了一件事，使我慶幸自己不是倉管。一天晚上10點左右，白班和晚班正在進行工作交接，倉管用小拖車拉著一壺濃硫酸進到滾鍍車間，經過一條水泥路坎的時候，拖車顛簸了一下，壺蓋沖了出來，沖得老高，壺里的硫酸溶液隨著蓋子一起沖了出來，潑灑在倉管的臉上和身上。車間里頓時亂成一鍋粥。我看見倉管倉皇抓起一根水管，使勁往自己臉上沖水，主管連忙過來搶了他的水管，同時大聲叫喊著司機送他去醫(yī)院。

　　兩個月后倉管從龍崗中心醫(yī)院出院，和他妻子一起來到廠里找老板要賠償。我看見他從車間經過，原先清秀的國字臉上有一半象爬滿了了蚯蚓，眼睛一大一小，鼻子左右也錯了位，一個鼻孔朝天露著。一些吃飯的女工當場流露出要嘔吐的表情。

　　賠償的結果如何我不知道，我也無心去關心。廠里的貨越來越多，我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也不再企圖那個倉管的職位。幾天后，我向經理交了辭工書，經理看我一眼，二話沒說，就在上面簽了字。

　　半年以后，我在路上遇到以前華光電鍍廠的總務主管，他對我說，如果你不走，你就是華光廠的人事主管了，那時候經理看中你了，有文化又能吃苦，正準備提拔你呢！

　　聽了這話，我心里既感慨又遺憾，自己在關鍵時候還是缺少堅持下去的毅力。不過，我一點也不后悔，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在楊梅崗的上海枧廠做了包裝部的主管，下面管著200多號員工，無論是工資待遇還是生活條件，都比在華光廠好了很多。也是這一年，我掙了結婚的錢，把分分合合八年之久的女朋友升級成了妻子。